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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孙子10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{11}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，孰知祸之至于此哉？不然，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。悲夫！

    【注】

    1础：柱子底下的石墩。2山巨源：山涛，西晋名士。王衍：西晋大臣，少年才华出众。任宰相时清谈误国。3郭汾阳：唐代名将郭子仪，封汾阳郡王。卢杞：唐奸相，陷害忠良，搜括民财，后死于贬所。4不忮（zhì至）不求：不忌妒，不贪求。5惠帝：晋惠帝，为人痴呆。闻百姓饿死，问何不食肉糜。6德宗：唐德宗，在位25年，局势日坏。曾问左右：“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独不觉，何也？”7容：或许。8囚首丧面：不梳头，不洗脸，像个囚犯。9慝（tè特）：邪恶。10孙子：孙武，春秋时战国人，著名的军事家，著有《孙子兵法》。{11}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：在敌人还没有准备好阵势时候，要迅速初级击败敌人，没有激烈的战争，却能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
    关于《辨奸论》这篇文章的作者和主题，一直争论颇多，学者考证是他人假借苏洵之名所作，也有人认为苏洵在文中诽谤王安石，是“不近人情”的作品。不管作者真人怎样，也无论作者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，这篇看起来是“错误”的东西，却借助作者的文采和论述，千余年来传颂不绝，可见《辨奸论》还是有许多值得鉴赏之处的。

    本文通过分析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，从而得出“见微知著”的结论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识别人的标准。文章一开头就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，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以掌握，并证明这是“好恶”和“利害”的原因造成的：“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”。

    文中，作者先列出了历史上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评论，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两个人的评论虽有道理，但是有所偏颇，因为有所疏漏，无法令人信服。这也为最后一段的“今有人”打下了铺垫，使得对后文的刻画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。可以说，论证之严密，笔锋之犀利，令读者备感酣畅淋漓。

    特别要指出的是，作者在《辨奸论》的结尾表示，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。其言不中，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；其言不幸而中，他虽然会获得“知言之名”，而天下则将“被其祸”。全文都是围绕着“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”展开论述的，中心是强调“辨奸”，认为王安石是“大奸”，希望朝廷“见微而知著”，不要“举而用之”。不管作者和“今有人”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，从《辨奸论》总的精神看，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，而是在为“天下虑”。

    后人评论

    茅坤《唐宋八大家?苏文公文钞》卷八：“养奇杰之才而特契出古者议能一节，以感悟当世，直是刺骨。”

    上欧阳内翰第一书

    内翰1执事2：洵布衣穷居，尝窃有叹。以为天下之人，不能皆贤，不能皆不肖。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，合必离，离必合。往者天子3方有意于治，而范公4在相府，富公5为枢密副使，执事与余公、蔡公6为谏官，尹公7驰骋上下，用力于兵革之地。方是之时，天下之人，毛发丝粟8之才，纷纷然而起，合而为一。而洵也，自度9其愚鲁无用之身，不足以自奋于其间，退而养其心，幸其道之将成，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。不幸道未成，而范公西，富公北，执事与余公、蔡公分散四出，而尹公亦失势，奔走于小官。洵时在京师，亲见其事，忽忽10仰天叹息，以为斯人之去，而道虽成，不复足以为荣也。既复自思，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，其始也，必有善人焉推之；今也，亦必有小人焉间之。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，则已矣。如其不然也，吾何忧焉。姑养其心，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，何伤？

    退而处十年，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，然浩浩乎，其胸中若与曩者{11}异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，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，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，其势将复合为一。喜且自贺，以为道既已粗成，而果将有以发之也。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，盖有六人。今将往见之矣，而六人者已有范公、尹公二人亡焉，则又为之潸然{12}出涕以悲。呜呼，二人者不可复见矣！而所恃以慰此心者，犹有四人也，则又以自解。思其止于四人也，则又汲汲{13}欲一识其面，以发其心之所欲言。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，远方寒士{14}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，余公、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，独执事在朝廷间，而其位差不甚贵，可以叫呼扳援{15}而闻之以言。而饥寒衰老之病，又痼{16}而留之，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。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，十年而不得见，而其人已死，如范公、尹公二人者，则四人之中，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，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？

    执事之文章，天下之人莫不知之，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，愈于天下之人。何者？孟子之文，语约而意尽，不为巉刻斩绝{17}之言，而其锋不可犯。韩子之文，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鱼鼋蛟龙，万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，苍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视{18}。执事之文，纡馀委备，往复百折，而条达疏畅，无所间断。气尽语极，急言竭论，而容与闲易，无艰难劳苦之态。此三者，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，其味黯然而长，其光油然而幽，俯仰揖让{19}，有执事之态。陆贽之文，遗言措意，切近的当，有执事之实。而执事之才，又自有过人者。盖执事之文，非孟子、韩子之文，而欧阳子之文也。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，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。彼不知者，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。夫誉人以求其悦己，洵亦不为也，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，而不自知止者，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{20}也。

    虽然，执事之名满于天下，虽不见其文，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。而洵也，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，而其知道之心，又近而粗成。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，自托于执事，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，何从而信之哉。洵少年不学，生二十五年，始知读书，从士君子游。年既已晚，而又不遂刻意厉行，以古人自期。而视与己同列者{21}，皆不胜己，则遂以为可矣。其后困益甚，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，始觉其出言用意，与己大别。时复内顾，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。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，取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韩子》及其他圣人、贤人之文，而兀然端坐{22}，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观于其外，而骇然以惊。及其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，若人之言固当然者，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时既久，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，试出而书之，已而再三读之，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。然犹未敢以为是也。近所为《洪范论》《史论》凡七篇，执事观其如何？嘻，区区而自言，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！

    【注】

    1内翰：唐宋时称翰林为“内翰”，这里指欧阳修，他当时任翰林学士。2执事：侍从左右的办事人员，旧时书信用为表敬套语，意谓不敢直接致函对方，而由其执事转达。3天子：指宋仁宗赵祯。4范公：范仲淹，字希文。5富公：富弼，字彦国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任枢密副使（全国军事副长官），分掌北方、西方边防军事。6余公：余靖，字安道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为右正言（谏官）。蔡公：蔡襄，字君谟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为秘书丞、知谏院。7尹公：指尹洙，字师鲁。庆历初年以太常丞知泾州（今甘肃泾川），又以右司谏知渭州（今甘肃陇西），并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。8毛发丝粟：喻细小平凡。9度（duó夺）：忖度，估量。10忽忽：心绪愁乱的样子。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：“忽忽若有所亡。”{11}曩（nang囊上声）者：从前。{12}潸（shān删）然：流泪的样子。{13}汲汲：心情急切的样子。{14}远方寒士：作者自指。{15}扳（pān攀）援：攀附援引。{16}痼（gù固）：久病难治。{17}巉（chán蝉）刻斩绝：形容文辞锐利尖刻。{18}迫视：就近看。{19}仰揖让：形容文章的结构既有变化又严谨有序。揖让，宾主相见的礼仪。{20}知其知我：意谓知道我是您的知己。其，指代作者苏洵自己。我，指代欧阳修。{21}同列者：地位相同的人。这里指一起读书的人。{22}兀（wù务）然端坐：形容读书时用心认真的神态。兀然，稳坐不动的样子。

    苏洵的《嘉祐集》中收有写给欧阳修的书信共五封，本文是其中的第一封，故称“第一书”。苏洵上欧阳修书共有五篇，以第一篇最为知名。此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当时作者由四川地方官张方平等人推举，携带了苏轼、苏辙二子一同上京赴试。他上书刚任翰林学士不久的欧阳修陈述渴慕之情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荐引。此时苏洵乃一介布衣，而欧阳修早已名扬天下，位居显要，可见行文措辞颇为不易。然而这封信却毫无摇尾乞怜之状，苏洵写得洋洋洒洒，举重若轻，不卑不亢地推荐自己，既周详精细，又委婉得体。

    文首从“贤人君子之处于世，合必离，离必合”说起，列举叙述欧阳修等人的情况。既处处与自己道的成与未成、用世的进退出处有关，又时时映带出自己的慕望爱悦之情、汲汲求识之意。这样落笔一来可以避免在信一开始便作自我介绍或提出请求的唐突，使文意委婉而不露；二来在堂皇正大的议题中带出自己十年思贤养心的经历、感受，不仅气势阔大纵放，而且亲切自然；三来为以下对欧阳修的称许和希望得到他的赏识，作了很好的铺垫。

    在铺垫充分以后，苏洵欲扬先抑，先排除已故的范仲淹、尹洙二公，又排除为天子宰相的富弼，以及远在千里之外、不便通言的余靖、蔡襄三公，最终点出只有欧阳公才是唯一“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”的人，这既是上文纵论六人离合的归结，同时又是作者之所以要给欧阳修写这封信的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希望能得到欧阳修的荐引。

    文章后一部分继承上文，因为有求于欧阳修，自然要说些恭维的好话。不过苏洵极有分寸，他先从欧阳修的文章入手，自称是“洵之知之特深”，博取好感，而后采取反复对比、映照、烘托，称赞孟子和韩愈的文章，与欧文并列比较，突出了欧文的委婉曲折，从容不迫。可以说是用迂回方式对欧阳修文章作了极高评价。

    在推崇后，作者又提出誉人求“悦己”和“知我”的区别，自己以后者自居，虽然有自我表白的意思，但也很能反映出苏洵耿直无阿附之意的个性和行文运思的周密详备，无懈可击。信直到最后，才转入自我介绍的正题，将自己道之初成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写得十分精练概括，不仅真实可信，而且生动形象。末句，作者一方面用“嘻！区区而自言，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”的自嘲来总结。以“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”一语结束全文，再次点明写给目的，真是天衣无缝，手法何等高明！

    后人评论

    茅坤《唐宋八大家?苏文公文钞》卷三：“此书凡三段，一段历叙诸君子之离合，见己慕望之切；二段称欧公之文，见己知公之深；三段自叙平生经历，欲欧阳公之知之也。而情事婉曲周折，何等意气，何等风神！”

    张益州画像记

    至和元年秋，蜀人传言，有寇至边。边军夜呼，野无居人。妖言流闻，京师震惊。方命择帅，天子曰：“毋养乱，毋助变！众言朋兴，朕志自定。外乱不足，变且中起。既不可以文令，又不可以武竞。惟朕一二大吏，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，其命往抚朕师？”乃推曰：“张公方平其人。”天子曰：“然。”公以亲辞，不可，遂行。冬十一月至蜀。至之日，归屯军，撤守备，使谓郡县：“寇来在吾，无尔劳苦。”明年正月朔旦1，蜀人相庆如他日，遂以无事。又明年正月，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。公不能禁。

    眉阳苏洵言于众曰：“未乱易治也，既乱易治也。有乱之萌，无乱之形，是谓将乱。将乱难治：不可以有乱急，亦不可以无乱弛。惟是元年之秋，如器之欹2，未坠于地。惟尔张公，安坐于其旁，颜色不变，徐起而正之。既正，油然而退，无矜容。为天子牧小民不倦，惟尔张公。尔繄3以生，惟尔父母。且公尝为我言：‘民无常性，惟上所待。人皆曰蜀人多变，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，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。重足屏息之民，而以砧斧令4，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，而弃之于盗贼，故每每大乱。夫约之以礼，驱之以法，惟蜀人为易。至于急之而生变，虽齐鲁亦然。吾以齐鲁待蜀人，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。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，以威劫齐民，吾不忍为也！’呜呼！爱蜀人之深，待蜀人之厚，自公而前，吾未始见也。”皆再拜稽首曰：“然”。

    苏洵又曰：“公之恩在尔心；尔死，在尔子孙。其功业在史官，无以像为也！且公意不欲，如何？”皆曰：“公则何事于斯？虽然，于我心有不释焉。今夫平居闻一善，必问其人之姓名，与其邻里之所在，以至于其长短小大美恶之状；甚者，或诘其平生所嗜好，以想见其为人，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。意使天下之人，思之于心，则存之于目；存之于目，故其思之于心也固。由此观之，像亦不为无助。”苏洵无以诘，遂为之记。

    公，南京人，为人慷慨有大节，以度量雄天下。天下有大事，公可属。系之以诗曰：天子在祚5，岁在甲午。西人传言，有寇在垣6。庭有武臣，谋夫如云。天子曰嘻，命我张公。公来自东，旗纛舒舒。西人聚观，于巷于涂。谓公暨暨7，公来于于8。公谓西人：“安尔室家，无敢或讹。讹言不祥，往即尔常。春尔条桑，秋尔涤场。”西人稽首，公我父兄。公在西囿，草木骈骈9。公宴其僚，伐鼓渊渊。西人来观，祝公万年。有女娟娟，闺闼闲闲。有童哇哇，亦既能言。昔公未来，期汝弃捐。禾麻芃芃10，仓庾崇崇。嗟我妇子，乐此岁丰。公在朝廷，天子股肱。天子曰归，公敢不承。作堂严严{11}，有庑{12}有庭。公像在中，朝服冠缨。西人相告，无敢逸荒。公归京师，公像在堂。

    【注】

    1正月朔旦：农历元旦。2欹（qi七）：倾斜。3繄（yi衣）：惟，是。4重（chóng从）足：叠足而立，恐惧不敢前进。屏（bǐng丙）息：不敢出大气。砧（zhēn针）：古代腰斩时用的垫板。5祚：皇位。6垣：墙。此处引申为边境。7暨暨（jì既）：果敢坚决的样子。8于于：行动舒缓自得的样子。9骈骈：繁茂的样子。10芃（peng朋）芃：茂密繁盛的样子。{11}严严：庄严肃穆的样子。{12}庑（wǔ武）：大堂周围的廊屋。

    张益州，益州（今四川成都市）太守张方平，字安道，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人。张方平于宋仁宗至和年间治蜀平乱，本文即以此为内容，通过对蜀人为张方平留像一事的缘起的记述，赞扬“约之以礼，驱之以法”的治民思想。

    文章借与蜀人的对话，入手便直接点明侬智高将入寇的谣传所发生的时间地点，就弭乱、治蜀和留像三层，发表议论。首先指出，四川当时所面临的局势，“有乱将萌，无乱之形”的“将乱”状况，正是在这种百姓流离朝廷不安的形势下，文章借天子之口，有意渲染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困难，而张方平“安坐于旁，颜色不变，徐起而正之”，可见张公胸有成竹、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给人印象生动鲜明。

    然后，作者就势转述张公对治蜀的看法，表现出张方平“爱蜀人之深，待蜀人之厚”的内心，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充实。张公至蜀，“归屯军，撤守备，使谓郡县：寇来在吾，无尔劳苦”，仅用18个字，便将张方平处乱不惊，指挥若定的胆识和容貌展示无余。揭示了他何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内使蜀境大安、人民相庆，以及为何受到百姓拥戴，乃至不顾他本人的反对而为他留像的真正原因。既然张方平厚待蜀人，那么他受到蜀人的拥戴和感恩以至留像纪念是很自然的。

    这段文字记载了张方平治蜀弭乱的起因、经过和结局，简洁明了。但文章层层推进，波澜起伏，令人难忘。最后，作者用“由此观之，像亦不为无助”一语收束，笔力千钧。文章最后部分用诗的形式称扬张方平的政绩，作为全文的总结和补充，它首叙蜀乱，次言命师平乱，继写公宴其僚，妇子乐岁，末归结于感恩留像，层次分明，结构缜密，使人物形象丰满有力，事情有始有终。

    后人评论

    曾巩《苏明允哀辞》：“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，忧叹哀乐，念有所属，必发之于此；于古今治乱兴坏、是非可否之际，意有所择，亦必发之于此；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，虽错出于外，而用心于内者，未尝不在此也。”

    管仲论

    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攘1夷狄，终其身齐国富强，诸侯不敢叛。管仲死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用2，桓公薨于乱，五公子争立3，其祸蔓延，讫简公4，齐无宁岁。

    夫功之成，非成于成之日，盖必有所由起；祸之作，不作于作之日，亦必有所由兆。故齐之治也，吾不曰管仲，而曰鲍叔5；及其乱也，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，而曰管仲。

    何则？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，彼固乱人国者，顾其用之者，桓公也。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6，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7。彼桓公何人也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，管仲也。

    仲之疾也，公问之相。当是时也，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，而其言乃不过曰“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，非人情，不可近”而已。呜呼！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？仲与桓公处几年矣，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？桓公声不绝于耳，色不绝于目，而非三子者，则无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，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无仲，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。仲以为将死之言，可以絷8桓公之手足邪？夫齐国不患有三子，而患无仲；有仲，则三子者三匹夫耳。不然，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？虽桓公幸而听仲，诛此三人，而其馀者，仲能悉数而去之邪？呜呼！仲可谓不知本者矣！因桓公之问，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，则仲虽死，而齐国未为无仲也。夫何患三子者？不言可也。

    五伯9莫盛于桓、文。文公之才，不过桓公，其臣又皆不及仲。灵公之虐10，不如孝公之宽厚。文公死，诸侯不敢叛晋；晋袭文公之馀威，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馀年。何者？其君虽不肖，而尚有老成人焉。桓公之薨也，一败涂地，无惑也。彼独恃一管仲，而仲则死矣。夫天下未尝无贤者，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。桓公在焉，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，吾不信也。仲之书，有记其将死，论鲍叔、宾胥无之为人，且各疏其短。是其心以为数子者，皆不足以托国；而又逆知其将死，则其书诞谩{11}不足信也。

    吾观史鳅{12}，以不能进蘧伯玉{13}而退弥子瑕，故有身后之谏。萧何且死，举曹参以自代{14}。大臣之用心，固宜如此也！夫国以一人兴，以一人亡，贤者不悲其身之死，而忧其国之衰。故必复有贤者，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？

    【注】

    1攘：排斥。2竖刁：官为寺人，古代宫中供使唤的小臣。易牙：善烹调，烹子为羹以献桓公。开方：背亲以事桓公。3五公子争立：齐桓公有子十余人，得君位者五人。无诡立三月被杀，继位的有孝公（10年）、昭公（20年）、懿公（4年）、惠公（10年）。4简公：齐简公，公元前484年立，上距齐桓公之死约160年。5鲍叔：齐大臣，管仲本齐桓公之仇，因鲍叔力荐而被重用。6四凶：尧时浑敦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四人。相传是不服舜管理的四个部落首领，后皆被舜流放。7少正卯：春秋时鲁人，聚徒讲学。传说孔子任鲁司寇，三月即诛少正卯。8絷（zhí直）：绊马的绳子。此处作动词，是指羁绊、束缚。9五伯：五霸。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，以齐桓、晋文为最。10灵公之虐：晋灵公，晋文公的少子。暴虐，在位14年被杀。{11}诞谩：荒诞无稽，瞎说骗人。{12}史鳅（qiū秋）：春秋时卫国大夫。死后不成礼，以尸谏，卫君闻之感悟，退弥子瑕而用蘧伯玉。{13}蘧（qú瞿）伯玉：名瑗，春秋时卫国的勇士。{14}萧何：汉初丞相。曹参：西汉开过功臣。萧何死后相位由曹参继任，一切遵照萧何原定制度治政，世称“萧规曹随”。

    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，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，使其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。后人对管仲虽有微词，看法不一，但是总体还是肯定了他的治国辅政功劳。苏洵这篇文章，却偏偏语出“妄言”，认为管仲并没有治理齐国的功劳，却有乱齐之过，因为他死前未能向桓公推荐能替代他的贤人，以致在他死后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人搞乱了政局，造成齐国的大乱。

    作者因此抓住管仲死前未能向桓公举贤自代的重大失误来展开文章。首段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摆出事实：管仲生前齐国大治，“终其身齐国富强，诸侯不叛”。管仲死后“其祸蔓延，讫简公，齐无宁岁”。突出了管仲生前死后齐国的不同局面，对照鲜明，发人深思，为下文的立论作了铺垫。而后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：“齐之治也，吾不曰管仲，而曰鲍叔。及其乱也，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，而曰管仲。”再一次强调，管仲无治齐之功，却有乱齐之过。

    在分析管仲的过错时，苏洵结合了桓公的为人来分析，剖析犀利，层层深入，特别是：“诛此三人，而其馀者，仲能悉数而去之邪？”语气斩截，强调了举贤自代才是根本的办法，非常有说服力。最后，作者又将笔触从齐国拓展到晋国，将齐晋两国进行横向比较。指出“仲之书”中所记述的管仲临死前所说的话是“其书诞谩不足信也”，认为是因为鲍叔牙、宾胥无的为人不足以拿国家相托付，才不向桓公推荐他们为相的，这也不能成为管仲不举贤自代的理由，难道堂堂齐国除此之外再无贤人了吗？

    最后一段中，作者列举了史鳅、萧何的例子来反衬管仲。史鳅生前未能进贤退佞，深以为憾，临死之时吩咐儿子把他的尸体停放在窗下，进行“尸谏”，这就是文中所说的“身后之谏”。使得前来吊唁的卫灵公，能够及时地醒悟过来。而萧何，在去世之前及时推举了曹参代替自己，以后“萧规曹随”，使得西汉基业继续得到巩固。

    在作了这样一系列的铺垫和例证以后，苏洵紧接上面的文意抒发议论：“大臣之用心，固宜如此也！”即大臣的用心，本来就该像史鳅、萧何那样临死也要为国家着想，可是管仲却没有做到。因此作者不由得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管仲：“贤者不悲其身之死，而忧其国之衰，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？”言下之意认为管仲不算贤者，因为他只悲哀自身之死，而没有担忧国家之衰。话虽说得含蓄，但针砭管仲之意还是十分明显的。

    作为一篇评论历史人物的文章，本文避免了落入俗套的业绩评述，在观点上更是不蹈袭前人的陈说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加以论证。撇开其他功劳，仅仅着眼于宰相的责任，就管仲死前未能为桓公举贤自代这一点进行分析，使得文章视角独特，含义精深。对管仲的这一批评也算是切合情理，并非苛求，足见苏洵思维的缜密，凸现了“老苏史论遒劲详密”的特点。

    后人评论

    王昊在《苏洵传》中赞赏苏洵的政论文说：“文辞雄奇坚挺，笔势浩荡，雄辩滔滔，架构大开大合，纵横捭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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